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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寇准罢相后，丁谓转身与王钦若一类同流合污，投机取巧，误导君王，从而一路迅速蹿红时，寇准才发现认错了人，从此两人关系日渐疏远。以后，寇准一度回朝出任枢密使，虽与昔日的部下丁谓没有发生正面冲突，却从心底鄙夷其为人。寇准的脾气是爱憎分明，有话直说，骂人的话可能也有。丁谓自然清楚与寇枢密使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好在两人不在一个机关供职，能回避便回避。

    这一次，丁谓与寇准同时返回中书，彼此形成正副职的关系，若双方任由心中芥蒂发作，就难免造成难堪处境。能臣丁谓是玩权谋的高手，极其善变，他深知寇准刚直的性格，既然不能回避，自己只能争取主动，谦恭让步，以柔克刚，先维持住关系，再静观事态发展。

    上面已说过，丁参政对寇相公表现出十分尊敬的姿态，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替寇公擦胡须上的汤汁，岂料寇丞相就是不给面子，竟当众讥讽他下贱巴结。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对方丝毫不予让步，他遂决意斗争到底。

    丁谓先利用真宗的宠信关系升任枢密使，以离开中书，接着与刘皇后结成政治同盟，借天子晚年多病的机会促成刘后参与宫廷决策的局面，从而对政敌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当寇丞相试图限制后宫干政时，丁谓伙同刘皇后一伙儿势力大打出手，将寇准罢官流放。与此同时，他如愿以偿登上相位。

    天禧四年（1020），丁谓将最大的对手寇准流放岭南之后，又巧妙而专横地将另一位新任宰相李迪驱逐出朝，随之安排老官僚冯拯接替次相之位。此时，真宗已重病缠身，时常陷于神志不清的地步，宫里由刘皇后主事，朝堂则唯丁首相马首是瞻。以此观之，他比口蜜腹剑的唐朝宰相李林甫更高一筹，因为他不仅善于奉迎与阴谋，更长于施展诡计独揽大权。

    这一年，丁谓54岁，可谓权倾一时，风光无限。

    也许是多年参与朝廷神道活动的缘故，丁谓自己对谶纬占卜一类事也深信不疑。据说，他每天早起必观察是否有喜鹊鸣叫，晚间留意灯芯的跳动状况，每次下朝回家则一定窃听人语，以此占卜吉凶兆头。因此，有人投其所好，竟获得意外的收获。

    据说，开封城内有个叫于庆的无赖，生活实在窘困，就向一位落第的老儒生求救。老儒生熟悉历史典故，又知道丁某的喜好，遂出主意让于庆先改名为丁宜禄，然后再去投奔丁宅。此时，丁谓还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一听说有叫丁宜禄的人求见，当即大喜。原来在记述南朝刘宋历史的《宋书》中，有叫宜禄的宰相家仆的记录，这名投靠自己的人又正巧姓丁，他自然觉得是个好兆头，于是加以收留。时隔一月，丁参政便如愿拜相。当然，之后仆从丁宜禄得到重用，那位老儒生也被援引入仕。

    要说丁谓最惹人的话语，还要属仙鹤的事。早在东封泰山期间，他就屡次报告天子看见无数仙鹤飞临山间；真宗每次在玉清昭应宫中醮祭时，他也奏报群鹤飞舞于殿阁之间；至于每每天书降临之际，他必奏称仙鹤为之先导。许多人因此嘲讽他，如寇准在关中期间，某天看到一群乌鸦飞过，便对身边僚属笑道：若让丁谓看见，定当称为黑鹤矣！但天子偏爱听这样的话，因为仙鹤乃禽中君子，传说中常与神仙形影不离，其突然出现自非偶然，必是吉祥的象征。

    既然仙鹤已是丁谓的口头禅，世人便送给他一个鹤相的雅号。不管仙鹤是真实还是幻象，惊鸿一瞥之后，他的政治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

    流放天涯

    古代政坛的游戏，无论一时是多么热闹精彩，最终也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潜规则。对于热衷弄权的重臣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以势压人，树敌过多，口碑欠佳，连新主子都有所忌惮，即使是同党及追随者也会心怀怨气，因此最终不免于众叛亲离的结局。

    在真宗与仁宗朝交替之际，庙堂风云变幻莫测。当丁谓先后将寇准、李迪两位宰臣逐出中书并几乎将二人置于死地，自己则陶醉于专权虚荣时，其实也为本人垮台埋下了祸端。

    在年幼的仁宗皇帝登基之初，刘太后垂帘听政，丁丞相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凡军国大事几乎都由他做主，然后仅仅通过宦官雷允恭报请太后恩准即予以施行，而其他大臣都很难过问。至于他加官晋爵的事更不用说，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太子少师、司空、司徒及侍中等等显赫官衔纷至沓来，晋国公的高爵也信手拈来。

    但正如老子所言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丁谓权势熏天现象的存在，引起了朝臣们的普遍怨愤，太后对此也颇为反感。于是，在乾兴元年（1022）六月，以参知政事王曾为首的朝官对他发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出生于山东的王曾，曾是三级科考的魁首，最终以状元身份入仕。王曾步入政坛后，受到过宰相寇准的器重，因此得罪王钦若，一度遭贬。及至此时，他已回朝并官拜参知政事。若论关系亲疏的话，王曾显然靠近寇准，不属于丁谓的派系。

    当真宗驾崩之际，丁谓为了泄私愤，竟将贬谪于道州（今湖南道县）的寇准进一步流放于雷州（今广东海康），王曾对此提出了异议。据记载，王曾曾将自己的宅第借给落难的寇准居住，于是专横的丁相公对他威胁道：出借房子的主人恐怕不一定能幸免。听了此话，王参政当然不敢再争辩。如此一来，王曾对专权者的不满上升为强烈的仇恨。反攻的机会不久便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