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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12]《饬探再查私匿军火》，《申报》1906年6月16日，第18页。 [313]《破坏以原就被之定例》，《申报》1909年9月24日，第19页。 [314]《应桂馨又被控告》，《申报》1910年4月23日，第19页。 [315]《陈其美与应桂馨相识之颠末》，《盛京时报》1913年4月8日，第3页。 [316]《暗杀案开审前之种种应犯之胡言乱道》，《时报》1913年5月27日，第7页。 [317]《宋先生在天之灵胡翡云之叫苦》，《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 [318]《宋案过去之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版；本馆驻京记者闻雷：《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版。 [319]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320]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版。 [321]就在刺宋前一周，应夔丞通告各处共进会云：照得共进会之设，原以合三帮之旧团，使镕化于一炉，革除开堂放票之恶习，勉为善良，共趋正路为宗旨。组织之初，即宣布约法，并迭经训示，已不啻三令五申。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开堂放票之事，依然层出不穷，聚众敛钱，赌博伙劫，种种不法，皆以时为媒孽。即如九龙山一案，系洪帮之放票，芙蓉山一案，系青帮之开堂，株累及于无辜，扰害洎乎地方，言之真堪痛恨。兹特再行明白布告：本总长以维护治安、尊崇法律为前提，不问帮不帮，只辩匪不匪。如果在会者不知悛改，再有开堂放票、违背法律之行为，一经查实，不待地方官厅闻风捕治，定当据实先行报告，从严惩处，决不姑容，以清匪源而维秩序，庶免毁损会务，盖关于团体之名誉者犹小，关于地方之安宁者实巨也。（《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刺宋前两天，应夔丞又一次向共进会会员发出训词，称：凡在会员，亟宜痛自湔涤，互相惩劝，恪守会章，各安职业，庶免受人口实，致玷社团。本长办事惟以法律为依归，而又素抱人道主义，故不吝三令五申，谆谆劝告。嗣后倘再有红帮放票、青帮开堂情事，仍延旧习，怙恶不悛者，一经查察，例禁森严，自有司法官厅执法以随其后，决不稍事姑容。（《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这些都说明，应夔丞并不想让共进会卷入刺宋案中。而宋案证据宣布后，共进会副会长宋伯飞等曾集合多人，公电政府，称近因宋案发生，总机关原在应处，致逮捕时将本会图记、名册、证书，被捕抄去。今检查证据，确与本会无涉，请饬江苏都督及上海交涉使，将无关宋案之一切文件索还，以释群疑。（《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这也证明，应夔丞杀宋并非共进会组织行为。 [322]应夔丞在预审期间，曾与其律师爱理斯有过如下对话。爱问：汝与刺死之宋教仁认识否？应答：不认识。爱问：从未见面否？应答：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爱问：其时宋当何职？应答：法制局局长。爱又问：宋为何党？应答：国民党。惟在南京时，我不知其何党。（《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可见，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个人恩怨，甚至可以说对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 [324]《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2页。 [325]《撤销谍报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0页。 [326]《工商部无汝等位置矣沪军都督陈批示》，《神州日报》1912年4月28日，第5页。 [327]《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应夔丞之历史》，《民主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应夔丞之历史》，《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29]《覆应桂馨书》，海阳汪德轩编《程都督书牍》上卷，广益书局，1912，第17页。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档案馆，合亟声明之亟写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应为1912年6月21日，其时应夔丞正筹备成立共进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应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页。 第五章 袁赵与宋案之不同牵连 由第四章所论可知，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件的最终结局。遗憾的是，历来研究宋案者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将宋案简单地等同于刺宋，忽略了对刺宋以前各环节的研究。这样，袁、赵就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刺宋主谋。而宋案原始证据告诉我们，袁、赵虽然与宋案一些环节确有程度不同的牵连，却与刺宋环节没有直接关系。当时政情也表明，袁根本无须杀宋，至于赵为了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更是毫无根据的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