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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是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撰者是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北京国民党本部主要负责人之一。宋教仁被刺后不久，国民党本部开会商讨应对之策，共和党《亚细亚日报》忽然刊登消息，说张继曾在会上发表演说，影射国务总理赵秉钧脱不了干系，引起赵秉钧强烈不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张继为了说明《亚细亚日报》的报道是诬捏，特地带领《民立报》记者去赵秉钧家拜访。他在赵宅不仅见到了赵本人，而且见到了赵的心腹、京师警察厅总监王治馨，从为人豪爽的王治馨口中，张继了解到宋教仁被刺前后洪述祖与袁世凯互动的一些情节，以及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的一些反应。[95]《张溥泉先生回忆录》虽然在细节上有不甚准确之处，但结合其他史料判断，所记基本史实还是可信的，对厘清宋案情节极有帮助。

    第三种是张国淦《北洋述闻》。撰者在宋案发生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赵秉钧是他的顶头上司，但他不是赵秉钧的心腹。[96]他系黎元洪所荐，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算密切。[97]因此，他不可能掌握宋案机密，但他的位置使他能够参加国务院的某些会议，从而有机会观察到一些相关人物，尤其是赵秉钧的表现。唯其处于旁观者位置，他的描述是客观的，如对于袁、宋关系及赵、宋关系的描述，对于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及国务院内反应的描述，以及对赵秉钧面临外间攻击时的反应的描述，等等。因为撰者并不真正了解内幕，这些客观描述会让读者感到很难理解，但其真实性也恰在于此。结合其他可靠史料，我们一方面可以证实其所记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据其所记述剖析宋案的某些情节。

    第四种是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撰者是国民党人，陈其美手下干员，英、法探捕抓获应夔丞和武士英就是由他亲自引导的。与他一同参与抓捕行动的，还有周南陔和王金发等，但当时各报均未披露姓名。周南陔在事隔20多年后，曾有一口述，但细节与各报所述多有出入。[98]陆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则是写于抓捕行动结束两三个月后，以第一人称详细记述了当时如何从王阿法处得到应夔丞线索和从六野旅馆得到武士英线索，以及如何确定应夔丞为嫌犯，还有抓捕应夔丞、武士英的具体经过等，因此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非常值得注意。只是这篇文字当时并未见诸报端，后来也从未见有研究者征引。目前所见唯一纸版，是大正二年六月（1913年6月）由日本中华民国通信社发行、东京国文社印刷的，与萱野长知『支那時局の真相を披瀝して我邦の識者に訴ふ』合订为一册。

    除以上四种外，还有一种私家记述尤其受到宋案研究者注意，这就是袁克文的《辛丙秘苑》。该书成于20世纪20年代，撰者是袁世凯次子，书中对于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赵秉钧如何被人毒死，应夔丞如何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以及袁世凯对宋教仁被刺的反应等，都提供了许多细节。撰者在序言中称，清末民初数年间，大事逸闻不传于外者多矣，不佞以所见知笔之于书，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或招怨毒，非所计也。又称：

    不佞作《辛丙秘苑》，本于见知，事之惝恍有疑者，不书也。人有关于书中之一事者，或有其近为之辩掩，亦理之定、情之常，予无用从其辩而辩焉，读予作者不可以予无言而遽疑为事诞辞穷。故预为声言，无论如（何）驳难，俱不一答，阅者谅焉，驳难者亦谅焉。[99]

    真理越辩越明，袁克文一方面声称所述本于见知，另一方面却对有可能遭到的质疑事先声明不予回应，这样的态度实际上反映出其对于书中所述并不自信。事实上，袁克文对不少大事的记述，都有一个明确目的，就是为其父袁世凯辩护，对宋案的记述也多是如此，甚至不惜为此杜撰情节，透过其他可靠史料，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作为袁世凯之子，书中对袁世凯本人的某些观察和描述，是其他史料难以呈现的，自然有可取之处。因此，对研究宋案而言，能否做到立足更可靠的史料和史实来鉴别该书所述真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关于宋案的核心史料，除以上所述外，相关人物如王阿法、武士英、应夔丞、洪述祖等人口供或讯问记录亦须注意。嫌疑人为摆脱嫌疑，或逃避罪责，往往于讯问之时，避实就虚，甚至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出尔反尔，因此，这些材料仅就字面理解往往是不可靠的。但是，透过谎言也可窥见一些事实，尤其可以窥见嫌疑人的内心活动，因此，这些材料仍然是研究宋案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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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央新闻贾祸之文字看看赵秉钧之大事记》，《神州日报》1912年6月9日，第1页。

    [2]《一塌糊涂之刺宋案张博〔溥〕泉之演说》，《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3]《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4]《关于刺宋案演说中之要闻》，《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5]《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6]《北京电报》（1913年3月31日），《民立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

    [7]《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观补志警察厅总监王治馨君代表赵总理莅国民党追悼宋先生演说词》，《民主报》1913年4月1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