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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类是宋案探究中较值得注意的一类文字，然而其数量非常之少。迄今，偏重分析案发原因及案情的专题学术论文，不过寥寥十数篇，如王涵《试论宋教仁之死》（《文汇报》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饶怀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风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及《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收入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张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何廷明等《宋案元凶探渊》（《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朱怀远《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国档案》2010年第3期）、侯宜杰《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尚难定论》（《史林》2013年第1期）等。还有一些文字论及刺宋案发生后的相关问题。[1]与第一类书籍偏重记述刺宋案不同，上列学术论文偏重案发原因及案情分析，特别是围绕谁是刺宋主谋这个问题，每位撰者都试图提出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然而，由于撰者无一例外将案情严重简单化，并且忽视新史料的发掘利用，而对既有核心史料又几乎不能准确解读，因此，这些专题论文仅仅在个别细节分析方面有可取之处，总体论述并不具有说服力。此外，日本学界也有几篇与宋案有关的论文，但只是涉及案情而已，基本谈不到研究，如片仓芳和「宋教仁暗杀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争の一断面」（『中京大学论丛教養編』1962年第3號）、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芸術学園纪要』1980年第6巻）等。

    第三类关于宋案的文字近年有不少，文章如卢笛《是谁杀了宋教仁？》（网文）、顾土《政治暗杀的另一层解读：重读宋教仁被刺案》（《书屋》2009年第9期）、臧巨凯《袁世凯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钟山风雨》2010年第1期）、陈自新《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文史精华》2013年第3期）、纪彭《没有证据，只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谁是凶手》（《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6期）等；书籍则有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张晓波《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等。这类文字的作者总体而言缺乏专业训练，无论是对史实的把握还是对史料的鉴别使用，都存在很大问题，往往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实则由于缺乏史料支撑，或不能准确解读史料，难以得出有价值的认识。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类作品的非学术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于网络传播，其受众远多于第一、第二两类文字。

    实际上，业余史学研究者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出优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应当充分占有史料，并以严谨态度为之。从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业余作品之所以流行，说到底与专业学者对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关。因此，对宋案的研究，确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与实实在在向前推进的时候。

    二案情分析严重简单化

    宋案系由宋教仁被刺而引发，因此，对宋案谜团的破解，从一开始就被吸引到了谁是主谋这样一个问题上。雇用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即应桂馨）刚一被捕，便有人怀疑其背后有主使之人，谓：应桂馨与宋先生既无私仇，又非公敌，宋先生有何不利于应？应有何利于宋先生死？即质之应桂馨而亦不能强言为有也。则应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为应桂馨之主动可知。[2]又谓：

    应夔丞与宋渔父生平无握手交，无半面缘，何仇？何怨？应也，宋也，诚风马牛不相及也。胡为乎应乃掷重金、买死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买武士英者，应夔丞也，而买应夔丞者，伊何人乎？[3]

    随着应宅所获大量函电文件内容逐渐披露，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与应夔丞的诡秘关系曝光于天下。但舆论并不认为洪述祖就是最后的主使人，而是进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后可能还有主使之人，理由是：

    彼洪述祖，一卑鄙龌龊之小人，与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风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生，与彼实了无丝毫之关系，洪又胡为乎必死宋先生而后快也？然则，嗾武者为应，嗾应者为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4]

    由于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搜获文件中又有赵、应之间往来函电及赵送应之密码电本一册，因此，舆论很快将矛头指向赵秉钧。而赵又被认为是袁世凯的心腹，于是，袁世凯亦被牵入案中。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案情是很清楚的，因此，其机关报《民立报》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证据时，于所加按语中明确指出：

    宋先生之死，袁、赵死之，非洪、应与武死之也。

    洪、应二犯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动（人），乃袁世凯、赵秉钧也。[5]

    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方面对于宋案的正式研究结论。然而，赵秉钧却不认同这一结论，他于4月28日发表自辩勘电，称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6]袁世凯同日也发出勘电，明确给赵秉钧以支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