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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考虑促使毛泽东再次使用了1593年中国统治者对付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人入侵的战略。16与超级大国打仗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想法，至少有两名中国陆军将领拒绝带兵与美军作战，但毛泽东坚持出兵。中国的突然进攻迫使美军从鸭绿江撤退。 但在中国插手干预之后，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用什么战略？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激烈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将面临更加痛苦的争议。（与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不同，批评朝鲜战争的人指责杜鲁门政府没有使用足够武力。他们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撤退。） 战区司令官道格拉斯middot;麦克阿瑟与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的杜鲁门政府发生了公开争论。麦克阿瑟强调了美国历次军事行动背后的传统考虑：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只要需要，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空袭中国本土。僵持是战略上的挫折。共产主义侵略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要击败它，包括在亚洲。美国的军事实力该用就用，不能留着用于遥远地区（指西欧）假设的意外事件。 杜鲁门政府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麦克阿瑟。为了表明美国文职政府控制着军队，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的军事指挥权，理由是他发表与政府政策相矛盾的言论。实质上，杜鲁门强化了遏制概念，即主要威胁是苏联，苏联的战略目标是主宰欧洲。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middot;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17。 几个月后，1951年6月，战场前线稳定在了三八线附近，这是战争开始的地方，而且500年前的一场战争也是从这里打响的。这时中国提议进行谈判，美国接受了提议。两年之后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和平持续了60多年，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尽管在这期间和平被无情地打断过，但为时很短。 如同这场战争的起源一样，谈判中两种不同的战略手法也发生了碰撞。杜鲁门政府表达了美方对权力与合法性关系的看法：战争与和平是两个不同的政策阶段；谈判开始后，不再使用武力，外交取而代之。每个阶段都有适用的规则。有时需要使用武力促成谈判，但之后武力必须退居次席。谈判结果取决于友好氛围，军事压力会破坏气氛。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美国军队在会谈期间只能奉命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避免首先发起大规模进攻。 中国的观点正好相反。战争与和平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谈判是战争的延伸。根据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所说，攻心为上，要打乱对手的盘算，削弱对手的信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手减弱攻势是内心虚弱的信号，可乘机扩大己方军事优势。共产党方面利用这一僵局，让谈判议而不决，加大了美国民众的不安。实际上，在谈判期间，美国遭受的伤亡与战争进攻阶段相当。 最终，双方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美国维持了遏制学说，捍卫了盟国的领土完整，并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的一个重要国家。中国证明了捍卫边境安全的决心，表达了对自己没有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的蔑视。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平局。但它揭示了美国能力的潜在弱点，即无法很好地将战略与外交、权力与合法性相结合，确定自己的首要目标。最终，朝鲜半岛画了一条跨世纪的界线。这是美国明确放弃胜利目标的第一场战争，并为后来的许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最大的输家是苏联。它最初鼓励进攻的决定，并向盟国提供大量物资作为进攻的后援，但它失去了盟国的信任。中苏分裂的种子在朝鲜战争期间就已播下，因为苏联坚持要求中国为得到的援助付款，还拒绝提供战斗支援。这场战争也激发美国快速大规模地重整军备，大踏步地纠正了西欧的失衡局面，确立了美国执行遏制政策所需的实力地位。 各方都遭受了挫折。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为了支持一个不可靠的盟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机会。美国失去了二战后一直享有的不可战胜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方向感。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学到了经验，即把美国拖入不确定的战争会削弱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美国的战略和国际秩序思维中的不足依然存在，它将因此在越南的丛林中付出惨痛的代价。 国家共识的瓦解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尽管最初也有一些争论，但它让美国挺过了一系列事件，包括美国1948~1949年利用空运挫败苏联关于柏林通道的最后通牒、朝鲜战争、1962年挫败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弹道导弹的企图。紧接着1963年，美国与苏联签署放弃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认识到需要讨论和限制它们毁灭人类的能力。遏制政策得到国会两党共识的支持。决策层与知识界高度默契，都专注于共同的长期目标。 但大致在约翰middot;Fmiddot;肯尼迪总统遇刺前后，国家共识开始瓦解。这位年轻总统遇刺带来的震惊是一部分原因，他曾经号召美国践行理想主义传统。虽然刺客是一位曾在苏联逗留的共产主义者，但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