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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逊尼派国家基本上仍处于军人统治之下,沙特王国奉行的有原则的模糊战略就没有问题。然而基地组织出现后,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朗通过一个好战的革命阵营在整个地区内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增大。沙特阿拉伯面对着中东地区两类不同形式的内战:作为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成员的伊斯兰政权,与认为现代国家和现存的国际秩序机构同《古兰经》势不两立的圣战者之间的内战;以及在这一地区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内战。沙特阿拉伯促使他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举动(无论多么无心)起了为这两场内战煽风点火的作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视为对立双方的头领。 这场争夺的背后还有另外两场较量,二者都是对地区秩序的考验。一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伊拉克和利比亚可憎的独裁政权,同时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实现改造大中东计划。二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再起,在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冲突期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局势的发展证明,在以上每一场较量中,都很难生成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平行利益。 沙特阿拉伯把什叶派的伊朗视为一个帝国加宗教现象,在地区领导权、均势和教条理念之争方面感觉受到了伊朗的威胁。在沙特阿拉伯眼中,德黑兰领导的什叶派群岛(从伊朗与阿富汗边界横穿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直抵地中海)实力及影响力日盛,与沙特领导的(由埃及、约旦、海湾国家和阿拉伯半岛组成,同土耳其结成谨慎的伙伴关系)逊尼派秩序针锋相对。 因此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问题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已经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小心行事,因为这一地区释放出来的压力会对支撑这一王国和管理伊斯兰教圣地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产生影响。沙特阿拉伯若发生动荡,将对世界经济、伊斯兰世界的未来与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革命的经验,美国不能假定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反对派,且它将依据更合西方口味的原则统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圣战和什叶派圣战志在必得的最重要的战利品。沙特阿拉伯的努力,无论多么迂回隐蔽,都对于促进这一地区的建设性演变至关重要。美国必须与它达成共识。 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与伊朗的冲突生死攸关,关系到君主制的存活、国家的合法性乃至伊斯兰教的未来。只要伊朗继续崛起为一个潜在的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保持均势,就至少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鉴于事关重大,仅有口头保证是不够的。取决于伊朗核谈的最终结果,沙特阿拉伯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寻求拥有自己的核能力,作为一项保险政策,要么从一个现有的核大国得到弹头,最好是伊斯兰国家(比如巴基斯坦),要么资助其他某国研制核武器。如果沙特阿拉伯判断美国要从这一地区抽身,它很可能会试图把另一个外部大国拉入地区秩序,也许是中国,或印度,甚至是俄罗斯。21世纪前20年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暴力,因此应当被视为各国内部冲突和宗教之争的映照。争夺焦点,是决定这一地区是否或以何种方式与任何一个更大的世界秩序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控制结果的能力、手腕和意志,使之既符合自己的利益,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也认为与各自的安全和原则并行不悖。 国家的衰落? 叙利亚和伊拉克曾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灯塔,但也许丧失了重构为统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家的能力。由于两国交战各派别纷纷争取这一地区及外部世界同一教派或族裔的支持,它们之间的冲突威胁到了四周邻国的国内和谐。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中东做出的领土安排将来日无多。 因此,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新趋势的象征: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派单元,其中有一些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共同规则。 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打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现存的中央政府可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新恢复对边境地区或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等非国家实体的控制。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出现。 以现有形式存在的一些国家也许无法按照原状存在下去,除非采用美国人视为非法的国家治理或凝聚社会的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可以通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国内体制克服以上障碍。但如果一国内的不同派别坚持各自的世界秩序观,或是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夺关系到自身的存亡,美国呼吁止戈息战、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做法往往要么造成现任政府的瘫痪(例如前伊朗国王时期的伊朗),要么是对牛弹琴(例如塞西将军领导下的埃及政府。它汲取了前任政府被推翻的教训,不再与美国保持历史性的盟友关系,转而选择给予自己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在尽量兼顾安全和道义的基础上决策,同时认识到无论在安全上还是道义上,都无法做到十全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