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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俾斯麦被迫去职后（此前他因自己的权限问题，与新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闹翻），他建立的由重叠同盟组成的体系勉强得以维持。德国的下一位首相列奥middot;冯middot;卡普里维抱怨说，俾斯麦可以同时让5个球不落地，而他自己让两个球不落地都难以做到。1891年，与俄国缔结的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没有续约，理由是它与德奥同盟不相容。而俾斯麦认为这恰恰是该条约的用途。法国和俄国几乎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探讨结盟的可能性。在欧洲走马灯般的秩序更迭背景下，同盟关系曾出现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同于过去的是，现在这一做法被体制固定下来。外交失去了弹性，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不再是微小的调整，因为同盟的改变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说也许意味着国难临头。同盟中的每一方于是都可以借此勒索自己的伙伴，要求对方违心地支持自己，从而导致所有的危机升级，并将各国捆绑在一起。外交成了努力加强每个阵营的内部纽带，结果导致种种怨恨日积月累，越来越深。

    1904年，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加入法国和俄国的协约国联盟，最后残存的灵活性也随之消失。英国在形式上并未放弃，但事实上放弃了这一政策，即通过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承担与德国的对手并肩作战的道义义务。英国之所以放弃了扮演平衡者角色的既定政策，是因为德国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在摩洛哥和波黑的一系列危机中，德国依次羞辱了法国和俄国，希望以此方式打破法俄同盟（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羞辱俄国），希望法俄互不信任。此外，德国的扩军计划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以挑战英国的制海权。

    军事上的策划加剧了各方的僵硬立场。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只爆发过一场大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之间），而且是为了一个具体问题和有限的目标。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军事计划制订者利用他们在机械化发展和新的动员方法等方面学到的经验，开始力争在全面战争中取得完胜。铁路体系使迅速调动军队成为可能。由于各方都有庞大的预备役部队，动员速度至关重要。德国的战略，即施里芬计划，基于以下判断：德国必须抢在邻国与其他国家联手并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前，击败其中之一。43于是德国将先发制人纳入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而德国邻国需要做的与德国恰好相反。为了减轻德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发动打击的后果，它们必须加快动员和协同作战的速度。动员时间表于是主导了外交。政治领导人若想对军事问题握有决定权，本应由外交主导动员时间。

    当时，外交仍以传统的、不慌不忙的方式运作，与涌现出的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战争方式完全脱节。欧洲各国的外交官依然以为，他们彼此打交道的方式没有变化。进入新世纪后爆发的多次外交危机没有一次导致爆发战争，因此他们更不思改变。在摩洛哥和波斯尼亚问题上的两场危机中，动员时间表对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因为尽管各方剑拔弩张，但局势从未升级到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不无矛盾的是，以上危机顺利得到解决，造就了一种不顾及实际利益的短视和冒险行为。各方想当然地认为，为了赢得民族主义色彩报纸热衷吹捧的战术胜利，翻云覆雨是推行政策的正常方式。大国可以在无关痛痒的争端上相互对峙，迫使对方后退，而不会真的走向摊牌。

    然而或早或迟，战略上的轻浮草率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对自己采取的策略失去了控制。441914年6月，奥匈帝国王储被塞尔维亚的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在其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外交仍然遵循了近几十年来处理众多其他危机的拖延模式。奥匈帝国起草最后通牒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各方的确举行过磋商，但由于时值盛夏，各国的政治家都避暑去了。待到1914年7月奥匈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后，通牒截止期的迫近几乎没有给决策者留出多少时间。不到两周，欧洲走向了一场从此元气大伤的战争。

    以上种种决定，都是在主要大国之间的分歧与各自采取的姿态背道而驰的情况下做出的。国家和帝国的融合作为一个新的合法性概念已经浮出水面，因此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其他大国的体制对本国的生存构成了根本威胁。当时的均势虽然僵硬，但并不令人感到压抑。各国君主之间关系融洽，有的甚至是亲戚，彼此往来交际不绝。除了法国一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外，其他大国均没有对自己的邻国提出领土要求。合法性和权力之间保持着实质性的平衡。然而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帝国残存领土上的几个国家对自己未实现民族自决权深感不满，尤其是塞尔维亚，从而对奥匈帝国构成了威胁。倘若任何一个大国支持这种诉求，就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奥匈帝国与德国结盟，俄国又与法国结盟。结果，奥匈帝国王储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刺杀这件影响范围有限的事件，竟使一场事先没人思量过其后果的战争降临到了西方文明头上，导致欧洲100年来的和平与秩序灰飞烟灭。

    维也纳会议后的40年里，欧洲秩序起到了预防冲突的缓冲作用。德国统一40年后，这一体系导致所有争端加剧。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预见到了一场日益迫近的灾难有多严重。有现代军事装备做后盾的这一常规对抗体系或早或迟会导致灾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这场灾难都负有责任。他们对自己正在破坏一个国际秩序的事实视而不见：决心要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法国需要战争；奥匈帝国在自己的国家责任和中欧责任之间首鼠两端；德国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教训，为了消除两面受敌的恐惧，试图胁迫法国和俄国就范，同时大力扩充海军力量；英国毫无疑问会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地强国，如果该国的行为同时含有威胁英国海上霸权意味的话；俄国不断窥伺时机四处扩张，同时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破山河构成了威胁；而英国的暧昧立场模糊了它对盟国日益加大的承诺，进一步扩大了每一项选择的不利因素。法国和俄国因得到英国的支持态度强硬，而英国若即若离的姿态又让一些德国领导人误认为，英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有可能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