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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目标从开始就十分明确，为《今年夏天》的海外发行探探门路。着实无奈啊，你叫个连英文字母都数不明白的货，死乞白赖地去和洋人凑近乎，什么世道。 他算幸运的，认得市川尚三这种满级大号，不用抓瞎的到处蹚地图，态度也挺矜持，没上来就拽着人家问。 《站台》首映前，褚青一直憋着，电影还没动静，先考虑自个那点破事，未免不厚道。等场子放完了，看着一边倒的媒体评论，才算安心。 市川说要去跟法国人谈发行权，他特别想蹭个位子，见识见识国际贸易到底咋掰拢的。可后来合计合计，瞬间蔫了，名分不正，何况去了也听不懂。 好吧……丫就只能在宾馆等着，直到中午。 “咚咚咚！” “请进！” 他推门而入，道：“市川先生。” “哦，褚青。”市川尚三正整理着合同，忙站起身，给泡了壶绿茶。 “谢谢。”他道了声，坐到对面。 “今天天气不错，没去看电影么？” “嗯，我外语不太好，更别说还是意大利语的字幕了。” 他耸耸肩，讲着娘炮一样的日本风格对白，道：“不像市川先生您，中文和英文都很棒呢。” “呵，我当初可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才学会的。”市川笑了笑，道：“您也可以学习啊。” “我？我就算了吧，现在还没有那种念头。” 日本人听了，稍微皱了下眉，又换了敬语，道：“褚青君，这样可能很唐突，但我有几句忠告确实想跟您说一说。” “哦，没关系的，您尽管说。”他略感莫名其妙。 “在我看来，褚青君是位具有国际潜质的名演员。刚刚我去跟法国的公司谈合同，他们还特意提到您的作品，并且赞不绝口。以您目前的年纪和成就，如果在日本国内，是非常让人羡慕及尊敬的。” 市川喝了口茶，继续道：“但我奇怪的是，您好像并不太热衷自己的事业。比如说外语的问题，换成任何一位演员，肯定会把它当作晋身国际影坛的资本。而褚青君，却不是很努力的样子。” 拍《站台》期间，他和中方的主创人员相处得很好，尤其是跟老贾褚青两个货，关系甚笃。对方年龄又小，看他一副懈怠的德行，不自觉地就想教训几句。 “……” 褚青却眨眨眼，异常无力，自己已经沦落到，连东洋友人都看不过去的地步了么？ 他可没那闲工夫跟市川讨论人生观的分歧，赶紧岔开话题，道：“多谢您的劝诫，我一定牢记在心。其实我过来，是有事情向您请教。” “哦？请讲。” “我前不久制作完成了一部电影，可由于某些原因，它不能在国内上映。” “能说说内容么？” “就是讲，讲几个女同性恋，爱来爱去，最后死了的故事。” 这货舌头都打转了，实在装不了日本风，换了贼溜的大白话，道：“我就想把它送到国外参展，万一得个奖啥的，也能卖个好价钱。但这里面的东西，什么规则啊，发行啊，我又不太懂……” 没等他说完，市川已知晓意思，笑着摆摆手，清洗了下小茶壶，重新沏好。隔着方桌，正襟端坐，摆出副传道授业的架势。 …… 从九十年代初，往后推二十年，大陆的电影人一直都有个误区。就是，只要自己的电影在国外拿奖，那肯定不愁海外发行了，各大片商准保哭啊喊啊地求着买版权。 褚青当然也这么想的，结果市川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心凉了半截：“不要盲目热衷电影节！” “曾经有中国的制片人来找我，说他们的电影去过三个海外影展，问我有没有兴趣做发行，我拒绝了。” 市川满脸的不可理喻，道：“一部电影，已经去过三个国际电影节了。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做它的下一步推广。而且，我们公司只是二级的发行方，还要找欧洲本土的合伙人，选择权本就不大，那为什么不选些新鲜的电影呢？” 他用了特有意思的形容词，新鲜。 市川是个非常好的老师，没有讲具体的操作手法，那样会干扰到对方的判断，他只重点说了目前的形势和状况： 首先，参加电影节，不过是种宣传手段，就为了一鸣惊人，扩大影响力。如果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干脆不要去。 尤其那些乡下的小影展，除了能给你的护照刷刷盖章数量，对影片宣传没有任何效果。 其次，是片商，也分三六九等。 最俗咖的，只会围着大导大片溜须拍马，抢着分汤；而真正有眼光的，并非是看奖买片，他们注重的还属电影本身，分析它的市场潜力，然后低调吃肉。 比如《小武》，首映的第二天，便有家法国公司来谈。那会儿只是反响好，还没有得奖，可人家就觉得不错，相中了。 再比如《站台》，资金主要来自法国，日本，还有意大利的少部分。这几个地区有比较强大的艺术电影市场，根本不愁发行。 具体像日本，市川所属的TMARK公司，把国内国外的渠道做得很成熟了。来威尼斯之前，他们已经预卖掉了《站台》的版权，包括一家电视台，以及一家出版公司，商业上非常成功。 所以市川的心态极其轻松，跟贾樟柯相同，是抱着某种雄心来参展的，不为钱，而是为了让电影节知道，有《站台》这么一部新的，创造性的作品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