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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自己发动了在汾阳的所有关系，去找十几年前的旧家具和日用品。 这第一场戏，是说文工团下乡演出回来，在路上的一个镜头。 “慢点。” 褚青扶着赵涛上了辆破破烂烂的卡车，又随手把杨荔娜扶上去，左右瞅瞅，没发现梁景东的身影，撇撇嘴，自己纵身也蹿到车厢里。 今天早上出来时，风是细细的，有些冷，但还不至于冻人。结果他屁股刚搭在边上，就觉得脑门一凉，接着头发被掀乱，丝丝糟糟眯了眼睛，然后手背的汗毛抖起，寒意瞬间侵入体内。 “这天，说起来就起来。” 赵涛是长发，样子更为散乱，缩了缩身子，捂着脑袋抱怨。 老贾正准备喊话，帽子忽然被吹的一歪，也愣了愣。 “怎么样？”顾峥立即问道。 他抬头看看疏离的天空，道：“先拍段试试。” “A！” 一辆蓝皮老解放晃晃悠悠地在田野上行驶，十几个文工团成员坐在后面车厢里。 褚青双手挥动，似模似样的当指挥，其他人嘻嘻哈哈的开始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像赵涛和杨荔娜她们，唱歌都挺好听的，别人也不错，他就很有自知之明的干嘎巴嘴，在里面划水。 卡车从右到左，驶进镜头。余力为没跟着跑，只是站在原地，慢慢偏转摄影机，抓到了一截车头，一截车尾。 他背着天光，车上的人看着都黑乎乎的一团影子，分不清谁是谁，卑小得无足轻重，笑得却开心，歌声欢快，无忧无虑。 这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原词是“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但青年嘛，不管什么时代的青年，某些特性都是相同的，就跟我们那会儿唱“太阳当空照，我去炸学校……”一样。 第一天的拍摄，往往都是剧组人员磨合的过程，导演一般也不会安排过多镜头。首场很顺利，接下来就不行了，风越来越大，怕是有六七级的程度，卷着荒野的枯草衰茎，肆无忌惮地袭来。 褚青最后嘴都张不开了，一说话就灌进去满口风。人还挺得住，机器却娇气，不能在野外工作太久，拍一会就得进车暖和暖和。 直到了中午，贾樟柯看情况实在不妥，费时费力，进度又不快，索性宣布收工。 褚青哆哆嗦嗦地钻进车，怀疑道：“我说你不是磕头磕错了吧？你往哪边磕来着？” 这大风起得实在突然，就像老天爷故意似的，老贾也有点吃不准了，挠头道：“我记着往东啊……应该没错。” “不是方位的事。”余力为摸摸胡子，一拍巴掌道：“你拜神是拜四方神，但磕头就磕了一个，少了！” “哎为哥这话靠谱！”顾峥马上招呼司机，欢实道：“大哥咱调头，回去让他再磕仨！” …… 《站台》的主要角色有四个，褚青演的崔明亮，赵涛演的尹瑞娟，梁景东演的张军，和杨荔娜演的钟萍。 他们都是县文工团的，经常下乡慰问演出，平日里就是排练，唱唱歌，跳跳舞，顺便诗朗诵。 要说八十年代的这拨人，算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文艺青年，电影、流行歌、写作、戏剧各种艺术形式，就好像憋了好久好久，一下子全迸发了。 更重要的是，人家那会儿可是真文艺…… “妈，还没做好？” 褚青穿着身运动服，下面却只有一条红色的秋裤，正拿着大瓷缸子喝水。 一老太太坐在缝纫机前，改着裤腿，头也不回道：“你一下午啥也不干，就等这裤子？” 老太太是正经的本地人，没有表演经验，一口从祖上传下来的汾阳话，直接把他那山寨口语轰成渣。听得是欲仙欲死，要不是有剧本对照，压根不懂啥意思。 张军的姑姑在广州，给他寄来一条时下最流行的喇叭裤，崔明亮窝在县城里，没地方买，又眼热，只好让老娘把原本的裤子改改。 “有啥活干吗，我是文艺工作者，脑力劳动。”褚青一手拿着缸子，一手指了指头，自认为很屌的样子。 老太太拿着卷尺在他腿上比了比，道：“啥个文艺，还脑力哩，在家里就得听我的。” 褚青撩起衣服，让她量，道：“你不养我，那我到社会上混去了。” 《站台》里，除了他是专业演员，还有杨荔娜是演话剧出身，别的角色都是由非职业演员来充当。 老太太别看没演过戏，状态特自然，人家就是在过生活，改裤子，训儿子，都是自己熟悉不过的场景。稍微难点的就是背台词，不过老贾很宽容，不要求一字字的重复，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意思对了就行。 这倒简单了，用老人家的话说：这就叫个拍戏？莫球意思！ “过！下场准备！” 贾樟柯喊了一声，扫了扫，似在找人，然后眉头一皱，推门出了去。 余力为在屋里摆弄摄影机，老太太还在踩着缝纫机，发出“嘎哒嘎哒”的声音，人不做假，说改成喇叭裤就改成喇叭裤，一会可是要真穿的。 褚青赶紧跑到外屋，拎过一板凳，凑到炉子旁边。这是当地的一个老工人宿舍，里外两屋，门口戳着大水缸，旁边是脸盘架，墙上钉颗钉子，挂着个竹簸箕。